陶振山摇摇头，拉着椅子，坐到李华面前。
“来审讯室之前，我们技术处法医室的主任，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。
一个姑娘被一个未成年人欺辱伤害，甚至留下终身残疾，可那人没有被判死刑，甚至没几年就放出来了，那姑娘找了很多部门，可最后在那人出狱那天选择了自杀。
我们找到了红旗路29号的那个房间，也知道朱玉芬曾经遭受到什么经历，至于你的经历我们不清楚，不过我们知道你所受到的伤害，绝对不比朱玉芬少。
再有一个小时，艾青松的航班就到了，我们知道他接替了你姐姐李芳的工作，阻挠了那三人以及他们相关的人员一些非法操作，最后被打击报复，更是在2000年被强行免职。
他是被我们从沪上肿瘤医院接出来的，你知道医生怎么说吗？
你是专业人员，你应该清楚，他查出的是肝癌晚期，不过这是转移的病灶，他最严重的是肺癌，医生说无法手术，除非是做移植，可即便是移植，能活着完成手术的希望不足10％，我不想多说什么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”
周宁抱着手臂，他突然不想听这个案子的审问了，稍稍退后一步，徐达远的手已经拍在周宁肩膀。
“好好听着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一切行为，都要都是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进行，我理解她的做法，我也不是多么高尚的人，如果我弟妹发生这样的事儿，可能我做得更狠，可是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每个人都扮演裁决者的角色，那这社会就乱了。”
周宁点点头，心中的不忍散去一些。
审讯室内，李华沉默良久抬起头。
“我家原本在建国前就是做海运生意，算是最早的贸易形态，资本方面我家海外账户没有动过，1979年夏天，我爸爸的公司在红旗路小区旁成立了，就是你们去过的那个红旗路29号。
那栋楼原本是是一个印刷厂，经营不下去，我爸直接购买当做办公地，原本院子里面只有北侧一栋楼，左右是后加上去的，我们家就在东侧，我也在1979年9月开始在实验小学上学。
我成了我姐的小跟班，一起是上学一起放学，不过在1980年4月15日这一天放学的时候，我没等到我姐姐，她们班级有活动，忘记跟我说了，我就一直等一直等。
天都黑了，也没等到我姐姐，我就自己往家走，可刚要出学校的一楼走廊，后面传来一阵喊声，男孩子的声音，问我是谁，我说我是一年级二班的李华。
他们几个笑嘻嘻地凑近，问我李芳是我什么人？我说那是我姐姐，我太小看不懂他们眼中的恶意，然后拉着我要送我回家，还说让哥哥背着，你睡一会儿。
我就跟他们走了，不过我没有被带回家，去了一个黑漆漆的库房，我吓坏了一直哭，他们把我扒光，然后到处摸我，还不让我哭，一个个脱裤子，让我给他们含着……
我被送回家的时候他们不断恐吓我，我要是敢告诉大人或者是我姐姐，就把我剁碎了喂狗，我怕极了，谁知这只是噩梦的开始，那天我到家没有得到父母的关心，反倒是被一顿数落。
之后我才知道，姐姐直接跳级去读了中学，所以我开始自己上下学，几乎每周都会被带去那个库房，我身上带伤，妈妈也是训斥我，没问我怎么弄的，之后更是直接带着我姐姐去中学旁边住，而我被丢给保姆照顾。
那样暗无天日的日子，持续了两个月，才算被终止，可我已经被折磨的遍体鳞伤，甚至走路都困难，下体被插了一根树枝，那根树枝刺穿我的子宫，我被保姆发现晕倒后，这才被送去医院。
可惜感染严重，为了保命，我被摘除了子宫，还有一部分肠道，父母这才意识到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从姐姐没接我那次说起，刚一说我妈妈就说我撒谎，我讲述了过程，父亲想要报警，可母亲说什么不同意。
最后拗不过，并没有报警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影响我们家的名声，然后我转学了，直接去琴岛读书，可当年经历的事，每天晚上都在折磨我，直到遇到艾大哥，他的开解让我有了活下去的信心。
我查了我姐的同学录，这三个人就是郑楚光、余光耀、张秋俭，可我跟他们没有交集，不过在1993年我姐出车祸，我赶回来的时候，遇到了艾大哥，他一眼认出来我。
他问我过的好不好，我没忍住直接哭了，我说我过得不好，我们聊了很多，我问起那三个人，他说努力学会忘记，我说我做不到，我不想这样活着，我想将他们绳之以法。
他说，那几个人现在混得很好，不只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关系交错，而且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整体关系网，甚至我姐姐的死，也不是出于意外，我震惊他怎么知晓这么多，他说下一个被害的可能就是他。
我说我们做点什么吧，不能等着一切发生，他笑着看我，跟我说好，如果他想做什么，一定叫着我，还有一个跟我差不多经历的姑娘，我当时很诧异，追问那人是谁。
不过我父母打断了我们的谈话，我母亲那